抽象主义的鲜花

 

抽象主义的鲜花在现实主义的庄园结果，这个庄园叫逸山庄园。欢迎光临。

 

凡是涉及到群体性的权利都是奢侈品，

这种特性是从其获得的程度之难的意义上来说的。

所有的权利都是斗争的结果，

大到参与政治权力分配，小到房产完整权或者一项工资补贴。

所谓“天赋人权”之类的鬼话是用作为斗争的口号的。

要通过斗争，所以便有进退赢输，便有损益计算。

损益计算同时加进去的另一个因素就是权利所具有的外部性，

搭便车的行为成了很多人的选择，这也是公共行为的困境。

 

但任何时候的权利都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般公整，

底下潜流涌动的是势之高低、力量大小的对比。

紧张状态是群体相处的基本特性，

只是这种力量的紧张掩埋在表面的和谐上，

只要稍有过界，马上会体现出来，有时是以非常激烈的方式。

社会规则维系着基本的社会秩序，但难免有灰色甚至是空白地带。

不少见诸报端的灭门案件、明显仇恨性质的暴力事件等等，

除了一些是力量之间博弈的结果之外，

恐怕更多还是那种走投无路别无选择的自我救济。

这种最后的鱼死网破的拼杀的不少见，

是现存秩序的无效，也是大家的耻辱。

从另一个极端来看，却给那些素来无法无天横行霸道的人敲个警钟，

不要忘了人身上最后的动物性的爆发的力量。出来混，迟早都是要还的。 

 

上午去听南方都市报搞的岭南公众论坛，秋风讲他对这轮通货膨胀的理解。

倒不是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是对秋风感兴趣。秋风是将哈耶克介绍到中国的人。

然而这个话题并不是秋风的长处，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并在开场的时候就说他会试图用他所专长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观点来做点分析。 

可惜的是无甚高论，讲的一些都是已经知道的事情和理论。

看过哈耶克的人都知道他老人家给通涨提供的解决方案就是央行非国家化，一些南美的小国在实践。

 

拓宽人生的边界是可欲的，然而对每个人来说，做自己擅长的事情更重要些。

如果人生是为了要实现什么目的话，那么这个目的要么将在死前的一刻仍无法达成，

要么就是貌似实现了以后的异化，目的变成了工具。

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能保持理性，经常把工具和途径变成了目的的本身，忘了我们究竟想要什么。

但另一种情况同样糟糕，就是走过了头，把很多应该被视为目的的东西当成了工具，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比如人们经常拿来比喻的“追求的过程”中路边的风景。

政治学中有种说法叫做“目的正明手段正确。”

我们不妨仔细想想，究竟是实现目的的那一刻对我们更重要，还是通向目标的时时刻刻与我们更相关。

认真对待每一天或许更重要。

 

晚上十点回来，进小区的时候保安说“没有临保卡”了，不让把车停进小区。

这是我以前没有碰到的情况。在此之前不管我是多晚回来，临保卡都是充足的，而且车位也不缺。

更早的以前是直接停在小区门口的林荫道上，但不久前警察竟然不辞辛苦跑到这旮旯里来开罚单了。

于是大多数业主只好将车停在小区里，还有少数的人继续停在门外，算计着自己的运气究竟胜过警察开单的概率几许。

我属于前者。单停进小区的人们又分两种，买月保卡的和不买的，平均下来月保卡要比临保卡贵一百多，但月保卡显然方便而且保证有位。

但我以前进来的时候从未碰过没位子停的状况。

于是我问保安“没位子了么？”他没有直接回答，“没有临保卡，我也没办法给你进去。”

我笑了笑，明白了。他们希望所有人都买月保卡，这样收入会更高。

作为一个保安，他执行命令，我跟他说什么用处也不会有。我只好退到小区外的林荫道上，也赌赌自己的运气。

走进小区的时候，我看见很多车位空着。但我知道，迟早我是需要买月保卡的。

但是，我甚至开始怀疑把警察引来开罚单的人究竟是谁了！

我们想省点，他们想办法从我们口袋里多拿点。很符合逻辑，损失最小化，利益最大化嘛，我这样安慰自己。

 

不管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事件背后，都有最基本最简单的逻辑。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

吴思用这个基本的假设在他的《潜规则》《血酬定律》中演绎了整个中国历史的机要。人们在理性算计之中过着每一天。

这个逻辑仍然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是实际上得加进去很多其他假设，否则不够说服力）。

 

报纸的编辑说本轮重要会议之前是最轻松的，因为根本不需要考虑如何将敏感话题用合适的方法包装起来发表，跟监管当局玩猫鼠游戏。

原因是当局根本不给这个玩游戏的空间，没有谁愿意去冒这个险，教训已经够多了。

杨百万说炒股要相信党相信政府。其实何止如此，在这个时候，任何事情都要相信党和政府。什么煤矿灌水、塌桥掉车、爆炸死人，

别闹，一定要相信党和政府可以解决得很好！受灾的死人将安息，生人将得到安慰。以后不断发生这样的事情也是一样会得到良好的处理的。

这些并不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大家都安心听话就很和谐嘛。

 

不知道这种理性算计的个体智慧，如何演变成制度层面的理性，着眼于长久发展的理性。

可怜天下苍生。

 

 

阿山上周末满月了。

阿山并不爱哭，但也不喜欢睡觉，就是喜欢动来动去。

最喜欢有人抱着他，但我的手臂骨头居多，硌着他不舒服，所以他也不喜欢我抱。 

陪阿山睡觉的典型的夜晚是这样的：

换五次左右的尿布，

喂三到四次奶，一两次水，

轻轻摇着他哄他睡觉一两次。

最开心的时刻包括他熟睡的时候，以及偶尔，他露出含羞的浅笑。

酸甜苦乐，做妈妈的感受最深刻，那种时时刻刻的肌肤接触建立了母子之间无以伦比的亲情。

而我，作为一个父亲，却更像个局外人。

二十天才见到一次，在阿山来得及认出我来的时候，我又离开了。

分分秒秒的想念无法传递，电话线也只是承载声音而已。

他还不会说话。

我想象着我正在哄他睡觉，阿山不哭。

 

当我看到与东风日产公司一起署名的敝集团的工会的时候，我不禁哑然。

工会号称是要为员工争取权益，谋取福利的。

给这个集团的员工招揽来划算的便宜购车机会也是其中一种？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在集团最显然的位置摆放这个商家的宣传画，包括各个楼层，

冠于给本集团最优惠的价格购买他们的汽车。

不知道这个宣传有没有找他们要广告费，这些收的钱又去了哪里？

常常还有不少银行在楼下摆个摊在那里给这里的员工办理信用卡之类的，

相同的摊子在离这栋大楼不远的天桥也有一个。

 

不知道谁赋予这些人来这里摆摊的许可，把这个集团几千员工的客户资源像他们开放，

不知道是不是廉价的？也不知道是什么部门在获得利益。

 

分权是一回事，散漫而没有管理是另外一回事。

 

 

 

 

 

国家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传统的中国政权由于技术手段、信息系统的限制，真正一竿子从中央政府插到基层的办法很少，所以统治体系的维系依靠的庞大的官僚组织，通过充分的分权来实现。从上至下的政治资源分配实际上也意味着相应政治责任的承担，当然同时也为地方政府的专横独断，建立自己的小王国提供了温床。因为是向上负责，欺骗和谎言绝不可避免，有效的监督体系无法建立，最后监察系统却变异成了东厂锦衣卫这样特务组织，也成了帝国最黑暗的部分。

由于技术手段的改进，使得当前的政权可以有更畅通的信息渠道和监督能力，但仍然不能在事实上改变中央地方的对立关系，其浅层的原因是来源于利益格局；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权力的来源方式，自上而下的授权，总难免进入收紧则死，放松则乱的怪圈。欺上瞒下，猫捉老鼠的游戏一直在上演。30年来的改革开放可以有今日蓬勃发展是得益于中央权力的下放，简单而有效的经济指标作为激励因素的做法。 GDP至上主义造成的众多社会、环境、政治问题让中央政府很是恼火，调控政策总是遭遇阳奉阴违的地方对策。于是中央政府开始考虑收权，开始大面积的对地方官员下手，用行政手段告诉那些不怎么听话的地方大员，要明白权力的来源，不是你们自家的。集权成为了解决问题的一种不自觉的方案，事实上很危险，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想要解决问题没有因此得到改善，反而损耗了大量的政治资源——市场的活力受到制约，而问题却集中到了中央办公桌上，把问题集中起来有时候可以得到统一的化解，有时候确是导致集中的爆发。如果不能切实的建立自下而上的权力授予体系，让权力与市场力量相契合，还是很难走出怪圈。

产权不明的国有企业只能依照行政权力来运作组织体系。在分权集权的问题上跟国家有点类似。当子公司得到充分授权并充分发展的时候，集团在整体上也会过得很好。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激励的单一性导致短期行为特别多，问题出现时，集团考虑的不是如何改进激励机制，而是考虑将问题的责任如何推卸到子公司身上去，同时考虑如何将权力收上来，免得他们“忘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对于实际上已经是个完全的市场主体的国企来说，抵制不住集权的诱惑将会致命的灾难，因为这无疑是将身在水中的自己把自己的手脚绑起来，“以免不听使唤制造麻烦。”